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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党办广播群众办广播的基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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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近代广播事业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地方县级广播在民国时期(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发展广播事业的政策推动下,广播建设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各县党委
中国近代广播事业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地方县级广播在民国时期(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发展广播事业的政策推动下,广播建设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各县党委接管了旧有的县级广播体系,在此基础上重建了新中国的广播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事业由此开始。对当时的农村地区来说,广播相比报纸具有更强的穿透力、亲和力,更有效传播了政策信息,同时增强了民众对政策的理解。这种有效性固然与该媒介的特性相关,但也与这一时期全党办“广播”、群众办“广播”的基层实践有紧密联系。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党办“广播”、群众办“广播”的源起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是我党提出并实行的依靠党组织、党员和人民群众办报的工作方针,是马列新闻思想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学界对“全党办报”的理解有两种视角:一是办报的主体是党领导的各级机关,即通过党组织和各级党报通讯员共同来办;二是报纸的内容生产者要将党员干部涵盖进来,为党报写稿。同时,学界对“群众办报”的理解也有两个角度:一是报纸的内容生产者要从党员干部、通讯员扩大到普通群众,让群众参与新闻工作;二是报纸的内容要以受众为中心,考虑人民的需要,重视读者反馈。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政策推行下,广播成为党新闻工作的重心,到1965年左右,广播已逐渐覆盖到农村各生产大队,发展日趋成熟。广播发展迅速的原因:一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团结全体人民开展战后重建,党的声音急需传达到基层群众中,因此中央和地方需要有效信息传播手段;二是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且大多数分布在农村地区;三是报纸发行不足,广播替代报纸,成为解决当时紧迫问题的方案。
广播作为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工具,其创办吸收、借鉴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理念。根据“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要求,在广播建设上,基层党组织应创建党的广播,同时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办广播。除此要求之外,基层广播还有其特殊性,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它是连接中央、省一级组织与基层党政府组织的纽带,在内容的传递上,它不仅需要将上级政策传达到基层政府,同时也需要将国家政策和基层的具体实施政策传递给群众(如图),因此,基层广播在沟通国家、地方和民众三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全党办“广播”、群众办“广播”是二位一体的关系,二者背后的诉求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同群众有着密切联系,既领导又代表本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就要求党办广播既要发挥组织力量,实现党的根本诉求,又要吸纳群众办广播,确保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二者的本质诉求都是要实现群众的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因此,全党办“广播”、群众办“广播”是不能分割的整体。
图 全党办“广播”、群众办“广播”的基层实践路线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党办“广播”、群众办“广播”的基层实践
在各地方县委的领导下,党的广播建设事业体现了以人民为本位的实践逻辑,在坚持党对广播事业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在基础设施建设、内容生产、传播方式上以人民为中心,适应了当时的国情与现实需要,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广播制度。
1.广播建设基本覆盖农村地区。1950年左右,各地方县广播建设事业开始起步,由当地县委宣传部领导,县财政拨款,这时候多叫收音站,其设备简陋,一般有1~2名专职收音员,负责开收音机并收听节目。1956年左右,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收音站改为县有线广播站,后改名县人民广播站,起初广播站没有录音设备,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逐渐有了录音设备。县广播站成立后,广播开始向农村发展。当时县广播站专职人员同时需负责铺设广播线路到各区和乡村,广播线路多是由电话线路传输信号,部分乡村地区倡导用户自架线路。1958—1960年间,农村广播线路增加,同时随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各地又增设公社转播站。例如,在江苏省常州武进县(现常州市武进区),全县38个公社都建立了转播站,转播县广播站信号,所有农村生产大队接通广播,安装收听喇叭3658只。到1965年,中国基层逐步建立起县广播站-公社广播站-大队广播室三级广播网络。
2.发展、壮大农村业余通讯员队伍。县级广播电台的专职工作人员一般不多于10人,因此很少有来自农村的新闻报道。为了更好地服务农村,并解决供稿不足问题,广播站主要以发展农村业余通讯员为主。例如,在1957年浙江省余姚县(现余姚市,后同)广播站收到来稿数量1000篇,到了1978年则增加到每年3600篇。1960年余姚县公社建立广播站后,每个公社都配备了1名专职或者兼职报道员负责宣传。在贵州省湄潭县,1964年广播站自办节目的稿件来源主要是业余通讯员供给,业余通讯员有157人,编为15个通讯组,农村8个组,县城机关、厂矿7个组。从现有的各地方县志、县广播电视志记载来看,20世纪60年代中期,全国已基本形成以农民通讯员为骨干的通讯报道网,农民作为听众又作为内容的生产者,有效保证了广播内容与群众生活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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