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辛而美丽的创新——浅评《湖南当代音乐史》(3)

编写这部书，往大处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往小处讲，就是为湖南当代音乐家立传。说起后面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同白诚仁有关的小故事。白诚仁是湖南省在全国最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著名作曲家，他作曲的《挑担茶叶上北京》 《洞庭鱼米乡》 《小背篓》妇幼皆知，可对其作者本人知之者却甚少。有一次，本书一位艺术指导在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进行研究生论文答辩时，一位硕士研究生问“白诚仁是谁”，这让所有评委目瞪口呆、大迭眼镜。如此声名赫赫的白诚仁，竟然不为圈内人所知，那么对一般音乐家则更是行同陌路了。音乐家们在世时尚且都不为人所知，那去世之后岂不更是“门前冷落鞍马稀”了么？古人云：“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习近平总书记说得更明确：“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励着编撰者们，他们带着“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的决心编写一部湖南当代音乐史，为湖南音乐界写史，给湖南音乐家立传，让湖湘音乐家们既“活”在当代又“活”在后世，让湖南当代音乐史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

为此，该书对传主的记叙别出心裁，既介绍其人，还介绍其作品及作品的影响。既写人又记事，在记事上既记叙其已取得的主要成就，又揭示其在社会上的地位及影响，这是本书的又一鲜明特色。

美国诗人惠特曼说过：“一个民族的最高检验，竟是自己所生产的诗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讲话中强调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完全可以这么说，当代湖南音乐的历史，就是湖南当代音乐家自己“生产”的音乐。正因为此，此书便不厌其烦地详细记录音乐家们的作品。这样，既能全方位地了解湖南当代的音乐作品，又能多角度地了解湖南当代的音乐家，既能具体地了解湖南当代的音乐概貌，又能清晰地感受湖湘音乐文化的风采与魅力，从而激发读者继承和开创湖湘音乐文化的勇气与力量。如此这般，则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资政育人的功能，实乃功莫大焉！

刘乐权 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湖南省音协音乐理论音乐评论委员会副会长、湖南省音乐评论委员会副会长、湖南省歌剧音乐创作研究会执行会长。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世界就是有点奇怪，历史有时往往就在不经意之间被创造了。《湖南当代音乐史》2016年5月悄然面世，于是一个奇迹产生了。当主编刘镇钰把刚刚由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交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时，专家们惊讶了：“中国第一本当代省级音乐史诞生了，湖南在音乐史编撰上走在了全国前列”。湖南文艺界一致称赞“功德无量”。全省音乐工作者和音乐爱好者更是啧啧赞叹：“难得的好书”。面世一年多来好评如潮，索要者纷至沓来。

《湖南当代音乐史》的出版，再一次显示了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湖湘精神。创新是美丽的，却也是艰辛的。

其一，既要敢想，又要能做，该书坚持普遍性与开创性相协调，创下了我国音乐史上多项新纪录。

穆勒说过，“现在的一切美好事物，无一不是创新的结果”。塞·约翰逊在论述诗歌创作时说，“诗歌的灵魂在于创新，即创造出使人意想不到的，惊叹不已和赏心悦目的东西”。《湖南当代音乐史》的出版，就是这种“使人意想不到的，惊叹不已和赏心悦目的”创新。连编撰者自己都未曾想到，《湖南当代音乐史》甫一问世，即具有如此新鲜而巨大的历史意义。该书一连创下了三个新纪录，其一，这是湖南历史上第一本音乐史；其二，这是湖南历史上第一本当代音乐史；其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省级音乐史。

《湖南当代音乐史》的成功出版，得益于以下三个因素。

——策划，这是成书的重要前提。著名科学家李政道说过，“要开创新路子，最关键的是你会不会自己提出问题，能正确地提出问题就是迈开了创新的第一步”。追根溯源，《湖南当代音乐史》正来自于一个“提出问题”的点子，这个点子看起来“小”，却是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金点子。这个点子一说出来，即得到众多圈内朋友的认可和赞同，一致认为这是一件有利于湖南音乐事业的实事好事。全省广大音乐家纷纷响应。特别是得到了省音乐家协会两任主席黎晓阳和邓东源的支持，双双担任该书顾问，邓东源主席还欣然题写了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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