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菲利普·罗斯20世纪70年代作品对美国社会的 - 中国广播影视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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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菲利普·罗斯20世纪70年代作品对美国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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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于美国时间2018年5月22日去世。罗斯是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成长于“二战”之后的作家群中的一员。和他同时代的“30后”作家包括托妮·莫里森、E.L.多克托罗、科马克·麦卡锡、唐·德里罗、托马斯·品钦、乔伊丝·卡萝尔·欧茨等。在这些美国当代文学的领跑者中，罗斯不是跑在最前面的，却是坚持最长久的；罗斯也不是最有天赋的，却是对运用自己的天赋最为坚守的。尤其是在1969年《波特诺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出版后，因为作品对犹太人生活的“过分”描写激起了美国犹太人的愤怒，所以从普通民众、作家同道到文学评论家都对罗斯进行指责和声讨。罗斯说：“波特诺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种爆破，写完《波特诺的怨诉》之后我没有完成自己的爆破。”陷入写作困境中的罗斯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开始放眼美国社会，寻找开拓新的参考领域。罗斯没有把自己从政治和社会现象中抽离开，像塞林格那样成为隐士，也没有如马拉默德那样成为人道主义者，而是成了非常有活力、精力充沛的美国“现世”作家。

罗斯20世纪70年代的主要作品除了《乳房》（The Breast，1972）、《我作为男人的一生》（My Life as a Man，1974），《欲望教授》（The Professor of Desire，1977）这些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品之外，还有一些关注美国大众文化、政治和体育的批判讽刺性小说，包括《广播》（On the Air，1970），《我们这一伙》（Our Gang，1971）和《伟大的美国小说》（The Great American Novel，1973）。这三部小说在国内介绍和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主要关注这三部作品，尤其是三部小说分别聚焦广播、政治和体育等群体性事件，揭示出美国20世纪70年代大众文化的娱乐化和商业性、政治生活的腐败以及棒球运动所隐含的美国梦的虚幻，可见罗斯创作的转向和多种尝试。

《广播》虽然是一个短篇，并且几乎很少被评论界所提到，但是其重要性不可忽视。这部短篇小说是罗斯在20世纪70年代一系列小说的开始：罗斯从关注美国犹太人的生存转向了书写美国现实和美国神话；《我们这一伙》则扩展了罗斯小说的边界，从家庭生活扩展到社会、政治等多个领域。正如小说题目所示，不是某个人而是一伙人，是美国的社会现象或者问题，例如美国总统、军队、童子军、媒体、棒球、写作历史、美国梦等，作家“批判了美国发动越南战争时期的社会价值观念”。罗斯艺术方式的选择并非犹太式的，而是“将自己置于美国喜剧狂欢化传统中”；在《伟大的美国小说》中，罗斯揭露了神秘和具有英雄主义伟大传统的棒球运动的腐败，颠覆了“美国梦”的崇高地位，将真实的美国历史和反历史（counter-history）结合在了一起。有评论者指出“研究罗斯20世纪70年代的作品可以平衡小说的混乱无序和文学传统的关系”。

一、滑稽模仿美国大众文化

《广播》是罗斯1970年发表在《新美国评论》（New American Review）杂志上的一部短篇小说。在这部作品中，“罗斯从封闭的犹太意识和令人眩晕的美国性角度书写疏离”。他的美国题材小说不如犹太小说那么有趣，并且缺乏想象力，但是这两种书写是紧密相关的：“罗斯并不是毫无征兆地从反映犹太家庭内部矛盾的波特诺的怨诉突然转向美国文学中的尼克松腐败案的。”小说的题名直接体现了小说的主题：广播。故事主要围绕主人公弥尔顿·李普曼（Milton Lippman）展开：他在战时是机智的侦察兵，退伍后是个皮鞋销售商，但是不太成功，着迷于“娱乐圈”（show biz）。他每天都听广播，非常相信广播的力量。李普曼被电台的一个号称能够回答听众所有问题的“精神导师”——一个白人主持激怒了。李普曼认为既然有白人的精神导师，那么还应该有一个为犹太人解决所有问题的精神导师。他想到应该让爱因斯坦作为犹太人的精神导师来当电台主持。李普曼还自封为“爱因斯坦脱口秀”的代理商，要向这个满怀敌意的世界宣布：天才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但是他给爱因斯坦写了三封信都没有回音。于是他决定带着全家踏上寻找爱因斯坦的旅途：从纽约到普林斯顿去见爱因斯坦。他想，即使见不到爱因斯坦本人，至少还可以让他的儿子瞥一眼爱因斯坦家的房子。于是，他们全家开启了一段玄妙的旅程。在仅有一天的旅途中，李普曼和妻儿却经历了一系列冒险的故事，而这些情节呼应着美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的广播剧，戏仿了美国警匪广播剧：时而有坏人要陷害李普曼的儿子，时而又发生激烈的枪战，而子弹从李普曼的鼻头飞过，射中了一个警察。就在这时，广播员的声音传来，提醒观众节目到此结束，请明天继续收听。原来这是广播剧中的广播剧，讲述的是沃德·史密斯（Word Smith）创作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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